北京地区石刻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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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文博 作者：刘卫东 【2004-7-27 17:10:41】
北京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中心，中央集权的等级制度非常严明。所以很多石刻的制作十分讲究，纹饰雕刻也极精美，皆有法度、等级。帝王之碑很多，不仅是他们的墓碑、功德碑，还有他们的敕赐碑、诰封碑、圣旨碑、敕建碑等。这些碑刻是其他地区所罕见的。一般都体量很大，选材上要求较高。雕龙刻凤、仙鹤、麒麟、狮子、天马、莲花、牡丹、海水江崖等，都有一定的法式。这些都是古代石雕、石刻艺术绽放的花朵，它们代表了一个时代、一股潮流，同时也是帝王之所好。北京作为都城，碑刻种类繁多，内容包罗万象，其丰富多彩的样式也是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有简单一、二字的题记，还有整部的《十三经》刻石，以及世界上数量最丰的“房山石经”。有蝇头小楷，也有擘窠大字。有反映个人生平事迹的墓碑、墓志，还有内容涉及人、事众多的记事碑、坛庙碑、会馆碑等，有记录科考办学的儒学碑，也有进士题名碑，有佛、道、伊斯兰教、基督教等石刻。有反映民族、经济、文化、科技、农业等方面的内容，也有治蝗、记录灾异、修桥补路诸多内容的石刻。体裁上有诗词、歌赋、书画等。北京的石刻上起秦汉，下迄民国，历经两千多年。虽然唐、辽、金、元有不少石刻，但以明清两代为最，占全部总量的绝大多数。迄今为止，现存已知的石刻大部分都已纳入国家文化行政部门的统一管理保护之中。如房山云居寺石经、碑碣，几近15000件。首都博物馆与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收藏大约各两三千件。十八个区县、两个特区文物部门征集管理的也应有数千件。其他博物馆、研究院所、大学等，园林局属各文保单位如颐和园、北海公园、圆明园等亦应3000余件，再加上其他各文保单位，如故宫、历史博物馆、中南海、玉泉山等遗址遗存，原地保护、散落田野的各类石刻的总数应在20000件以上，5000种左右。
北京有一些石刻在全国范围内也堪称孤品，其量大质精为他处所无，如房山石经、明清进士题名碑、《孔庙告成太学碑》、清《十三经》刻石、《官员人等下马》碑、《燕京八景》碑、《三希堂法帖》刻石、密云《十面碑》、少数民族文字碑等。法源寺今存唐张不矜撰文、苏灵芝书丹的《悯忠寺无垢净光宝塔颂》、今存文丞相祠中的《唐云麾将军李秀残碑》堪称书法中的绝品。海淀区慈寿寺塔后明线刻《九莲菩萨像碑》、八大处六处清刻《大悲菩萨自传真像》碑，又可称绘画中的精品。雍和宫乾隆《喇嘛说》碑实际上是一篇论述清朝采取宗教政策的文章。清乾隆时期邵瑛《间架结构九十二法》法帖石刻，是一份书法教学的范本，它比后来习见的黄自元帖要早100多年。
北京地区的石刻还体现了它的包容性。其中，尽管有许多石刻并非北京固有之物，但它确实在北京保存已久。所有的这些石刻都是非常珍贵的，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探讨。
一、北京地区秦汉及以前的石刻
在距今约一万至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中，发现过石斧、石铲、石凿、石纺轮等文化遗物，其出土地点遍布北京的郊区、浅山区、河流台地和平原地，说明那时北京的先民们已经不是简单的原始猎人，已开始从事农业生产了。他们使用原始的木、石工具，砍伐树木，芟除草莱，播种谷物，进行原始的农业活动。建筑大师梁思成曾讲：“艺术之始，雕塑为先。盖在先民穴居野处之时，必先凿石以为器，以谋生存；其后既有居室，乃作绘事，故雕塑之术，实始于石器时代，艺术之最古者也。”说明，原始先民所借以谋求生存的石质工具，是早期的石刻形式，甚至是最简单的艺术品。当然，从石刻学的角度讲，广义上说所有的经过人工雕凿的石质产品都属于石刻。而狭义上是指那些摩崖、碑碣、墓志、塔幢铭及法帖一类的文字石刻。所以，严格地说，北京地区此期的文字石刻至今还没有发现，历史上也无明确记载。但北京的周边如河北省平山县三汲镇曾出土典型的中山国守丘刻石，它是迄今为止中国境内所发现的最早的文字石刻之一。
秦及以前的北京地区，特别是在商周时期的古燕国，也曾出土了带字的卜甲、卜骨，精美的青铜礼器，陶制器皿、瓦当、货币、兵器、工具等，其工具中有斧、锛、凿、削、锥、针等。青铜礼器的制作工艺已非常讲究，充分显示了当时的工艺水平。但可能由于石材暂时没有被开发，得不到当时人们的普遍注意，因此石上刻字未能流行开来，目前亦尚未发现。
两汉时期，营建活动大为发展，石材真正被应用到建筑领域中。于是石刻开始广泛流行。
北京地区的文化艺术也有所发展，其工艺水平体现在今天的出土文物中。如丰台区大葆台汉墓出土的透雕玉璧、螭虎佩、凤形玉NB061、玉舞人等，雕工之精巧，出类拔萃，虽非石刻，但雕刻手法相近，无非是小巧与粗大的区别。而真正意义上的石刻，建国后也陆续有所发现。如在石景山区老山脚下出土的东汉《幽州书佐秦君神道双柱》及其上所刻《乌还哺母》文、题记等石刻17件。永定河故道被水冲刷出来的东汉石人、丰台区三台子汉墓出土的带有四神及禹遇伏羲浮雕纹饰的画像石墓门等，虽然为数不多，但也是北京早期石刻遗存的佐证。另传汉《韩延寿碑》，史载也在今石景山一带。
二、北京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石刻
此期的石刻在北京地区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其原因多种。其一，佛教传入中国，帝王统治者的提倡，老百姓的信奉，因此佛教题材的石刻不少，造像之风极盛。其二，南北朝前后经历了宋齐梁陈，诸侯割据的五胡十六国。易君变国、战乱频仍，刻碑书志，在所难免。其三，随着帝王禁碑，民间厚葬，产生了新的石刻形式——墓志，以寄托对死人的哀思。1965年在石景山区八宝山西侧的半公里处出土了西晋永嘉元年(307)的《幽州刺使王浚妻华芳墓志》。志文中有“假葬于燕国蓟城西廿里”之文。我们据此可以推断蓟城城址在今北京城的西南部，蓟城的大部分与今北京外城的西北部相重合。志石呈长方形，书法秀美遒劲，为研究墓志由长方形向方形过渡的形制及书法字体演变过程提供了宝贵的素材。另外，在石景山老山脚下的另一座西晋墓发现了东西排列的三方墓志。志文记叙了均不足周岁的姑叔侄三人于西晋永嘉元年(307)四月二十五日迁葬至此的史实。怀柔县韦里发现的北齐武平二年(571)《傅隆显墓志》，同时出土的还有两块刻字的墓砖。此墓亦为北京地区首次发现的有纪年的北齐墓葬。历史记载，早在三国魏时征北将军建城乡景侯刘靖在蓟城地区屯田种稻，在当时的梁山(今石景山)的漯河(今永定河)上修建了一个拦河大坝，称戾陵堰。在大坝的东端开凿引水渠，叫作车箱渠，使蓟城的水量充足，洪水暴涨时又可疏泄，灌溉面积达两千顷之多。当时曾立魏《征北将军建城乡景侯刘靖碑》和《戾陵遏表》，以及后来北魏裴延NB122作幽州刺使时再修戾陵遏所立《追荐魏征北将军刘靖碑》等，今天这几件石刻文物均已不见于世。1997年石景山八角村西北发掘魏晋墓一座。有石刻若干：
1墓门二扇，门上浮雕武士执戟及三角纹图案。
2墓室前室内建石帐(椁)，全部由后壁、左右壁、地板、顶板五石组成。前檐正面刻绘五个兽头，屋脊四角雕出兽头。壁面虽无片文只字刻写，却有生活画面绘出。
3石兽一件。迄今在北京地区发现最早的一处摩崖，也是此时期的遗存，即《东魏武定刻石》，该石刻呈不规则形，位于门头沟区色树坟永定河转弯处的一块台地的自然巨石上，东魏武定三年(545)刻。文中记当年戍边筑城用夫之事。南北朝佛教盛行，其风波及燕蓟。今存的实物不多，仅传世的北魏太和十三年(489)石佛造像一躯。此像背光之后附有纪年及《闫惠端等造像记》题刻。石刻原在海淀区聂各庄乡车耳营，1998年被盗，毁为五段，今已修复，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保存展出。另有今燕山石化区及门头沟区新发现石造像两尊，学界争论不一，此不赘论。传世品在北京者亦有数例，均附有题记：神龟二年(519)《杨对口等造像记》，天平三年(536)东魏《赵俊兴等造像记》，北齐天宝十年(559)《张聪造像》，北齐武平元年(570)《贾致和等十六人造像》及无年款但具此期风格的造像若干。
三、北京地区隋唐时期石刻
房山地区从隋代的静琬大师开始，在云居寺刻经，代代相承，镌刻不止。当初静琬大师担心有“法难”的危险，故日夜刻经不止，藏之深山。始刻于隋代，盛刻于唐、辽、金三代，终刻于明代末年，历时千余年。所刻佛经1022部，3500卷，刻石15000余块，分别锢藏于石经山九洞和南塔前的地穴中。(本卷已有专论，此不赘述)就当时的镌刻水平与数量之丰，价值之高，在全国亦为仅见。即使是到了今天，房山石经的数量也占北京地区全部现存石刻总件数的一半以上。除云居寺刻经之外，房山县磁家务至今仍存有大量的隋唐遗迹，明代无梁殿下的孔水洞中存有隋代的石刻造像及刻经，无梁殿内东西北三壁上连续24m的唐朝大历五年(770)《文殊普贤万菩萨法会图》浮雕，汉白玉石质，上千佛像分层次布满石壁，菩萨、诸佛、伎乐天万头攒动，出没在山川云气间，甚为壮观。仙佛人物姿态各异，颇具动感，并不像其他石佛造像，千佛一面，往往凭手印才能区别。上房山云水洞存唐辽金及明代旧迹较多。二站村的贾岛墓、祠及据传贾曾出家的云盖寺，虽然今存已无早期的石刻，但它的历史在地方志中记载悠久。经过岁月的沧桑，石刻丢失被毁弃是可想而知的。
今仅存明碑一段、清碑两通、匾一。另外，房山的大峪沟、云居寺石经山、上方山云水洞亦均存唐代的石佛造像。在整个房山区境内至今尚存有八座玲珑小巧、造型别致浮雕造像或铭文的唐代方塔。可见房山云居寺刻经事业带动了整个房山地区石刻的发展，同时也影响着北京地区石刻的发展。而民俗石刻或其他类石刻，却极少见。只有少量的墓志出土。隋代墓志，在北京范围内，迄今只发现了数种。相比之下，唐志虽然较多，但也少初唐之作，多为开元、天宝、永泰、大历之时。此期的墓志，已基本定型，平面呈正方形，志石不大，边长约50cm。志盖多为顶式，盖顶镌四字篆书题名。四刹线刻花草纹图案，或十二生肖纹饰。志文多行楷，行字不尽相等，随意性强。外罩四框，内界竖格。文字不多，但较规整清晰，一目了然。用字在今天看来已多生僻。志文中还保存有大量的地理沿革与历史事件的史料。联系文中所记当时的地名与今天名称，即可看出其历史地名称谓沿革与变迁之一斑。志文所连带而及的历史事件，有许多又可补正史之缺。
今存的碑碣类石刻虽然不多，但很有特点。一个是它的宗教色彩，一个是它的艺术风格。佛教的造像碑，如《比丘尼毛藏妹严行造像》、《宋小儿金刚经碑》、《袁敬一经之碑》，无论从碑首的造型上，还是从佛造像的雕刻上，以及碑文书法上都体现了这一点。法源寺今存唐书法家苏灵芝所书《悯忠寺无垢净光宝塔颂》及文天祥祠所存李邕书《云麾将军李秀残碑》，就是两部非常精美的书法艺术作品。前者通篇章法布局颇具法度，字法娴熟，张驰有度，笔意流畅，一气呵成，毫无做作之感。楷行草交替运用，即便是同一个字重复出现时，字法结构上也有所区别。后者则是一篇气韵生动的草书佳作。虽然今已被断作柱础，但其雄浑之势、自然天成之美犹拭目可见。还有一些金石书中曾著录过的碑刻，惜今已见不到其踪影了。如房山磁家务孔水洞唐开元年所立《大房山投龙璧记》，拓片仅存。清乾隆间赵怀玉的《游西山记》：“石景山(即今首钢中石景山)西岩有残石经数版，嵌崖间。其可辨识者，‘《佛本行集经》卷第三十一。幽州、卢龙两节度使刘相公敬造，元和十四年(819)四月八日建’数十字，余多漫漶。”刘相公即刘总，刘总之父刘济，曾撰《涿鹿山石经堂记》，在房山石经山上立。刘济之父刘怦，据《金史》记载，当时的南苑有唐旧碑，即刘怦墓碑，后诏赐钱改葬。其实唐朝北京地区“燕石”(即今汉白玉、青白石一类)不论是在雕凿艺术上，还是在建筑上均已经广泛地使用了。
据史料记载，唐天宝末年，范阳节度使安禄山为了取悦于唐玄宗和杨贵妃，在陕西西安(时称长安)华清池建成之际，特遣使从今北京(时称范阳)往送白玉石雕琢的鱼、龙、凫、雁及莲花、小桥。明皇见到置于池中的工艺品，其“鱼、龙、凫、雁皆若奋鳞举翼，状欲飞动”，结果差点儿惊了圣驾。可见其雕镂之巧及动感之强了。这些“美石材”为镌刻创造了客观条件。建国初，北京地区在唐信州刺史薛氏墓内曾出土过5件精美的汉白玉石生肖俑，计有鸡、蛇、龙、猴、羊，它们个个线条生动，姿态自然，栩栩如生。在丰台区出土的唐史思明墓翼兽，汉白玉质地，浑圆雕成，双目圆睁，蹲踞之势，既尊严又自然，结人一种大唐气势。作为顺义县城标志的石幢，今已残毁不完。县志记载系唐时故物，浮雕海马瑞兽，海水江崖，纯禀自然。虽时代尚有可疑，文物实为精品。
四、北京地区辽金元时期的石刻
契丹入主南京(今北京)，当时只是作为五都之一的陪都，典章制度，民族特性等在石刻上所反映的还不很鲜明，甚至至今在北京地区还没有发现一件契丹文石刻，仍然以汉文化的内容为主。如发掘发现的《秦王发愿纪事碑》、《王守谦墓志》、《韩佚、韩佚夫人墓志》等。仍存原地的有海淀区大觉寺《台山清水院藏经之记》、房山谷积山院《辽张君于谷积山院读藏经记碑》、庄公院《辽刘师尼塔铭》、门头沟戒台寺《辽故坛主守司空大师法均遗行之碑》等。今存广安门外的天宁寺塔，也是在辽代旧塔的基础上修建起来的。90年代文物部门对塔进行全面修缮时，于塔顶部发现了一方有辽代纪年的修缮石刻。即《辽燕京天王寺建舍利塔记》，斗方大小，字体规整，通篇短小精悍。青石质地，纹理细腻。另外，石景山八大处二处辽招仙塔，毁于19世纪末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在清理塔基时，人们发现了舍利石函及塔刹上的汉白玉承露盘。盘底上首横书有头体藏文二行。其下汉字竖书三行：“大辽国公尚父令公丞相大王燕国太夫人郑氏造，咸雍七年八月日工毕记”共30字，证明招仙塔为辽咸雍七年(1071)郑氏所造。据考，郑氏为皇亲孟父房之后耶律仁先之妻。据钱大昕《潜研堂集》记，乾隆庚寅(35年，1770)三月，琉璃厂窑户掘土得古墓，有墓志一，“辽故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司空行太子左卫率府率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陇西李公志铭”。文中记“公讳内贞，字吉美”，今石已不存。金女真族定鼎于北京，南与临安(今杭州)对峙。国祚不长，但却留下了不少传说与史迹，如金章宗的燕京八景、西山八院，大兴隆寺内飞虹桥、飞渡桥题刻，卢沟桥、西华潭、昌平银山塔林等。海陵王完颜亮弑金熙宗而即帝位以后，为了有效地巩固对华北地区的统治，并打击宫中的旧派贵族对他弑位夺权的不满，他下决心将都城由偏僻的会宁(上京，今哈尔滨东南)迁至富庶的南京(今北京)，并派张浩、刘NB062等负责南京的修建工程。宫阙制度，模仿汴京新城。整个工程分为城池的扩建与宫殿的兴修两大部分。天德五年(1153)，宫城竣工。海陵王正式下诏迁都，改燕京为中都，析津府为大兴府。于是尽毁上京宫殿、宅第，并夷为耕地，所有的宗室也都被迁来中都。主要的宫殿建筑，是以从城南门丰宜门北通宣阳门、拱辰门的直线为中轴展开的。沿着柳荫匝地的大道进入丰宜门，前面是龙津桥，此桥就相当于后来元代的周桥和明清的金水桥。桥下河水东流，水清而深。桥以燕石构成，上面雕刻着精美的图案。桥分三道，中为御路。由此可见当时石刻雕凿技术的发达与辉煌。
在中都城之西也有一座桥，大抵作为谒陵之桥及为出城而南的交通所设。那就是举世闻名至今仍存的建于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的卢沟桥。此桥已经多次修葺而非全部原貌，尤其是柱头上的那些狮子，原本一柱一狮，汉白玉雕成。石栏望柱，拱券汲水兽，巍然屹立，颇为壮观，桥面上可以并行十骑。据元代著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称赞，各处桥梁之美鲜有及之。历史博物馆今存元代的《卢沟运筏图》再现了当年卢沟桥的盛景。
海陵迁中都后，卜地于大房山云峰寺兴建陵园，是为金陵(在今房山区)。把包括阿骨打和吴乞买在内的始祖以下十二帝的梓宫迁葬到这里，并设万宁县以奉山陵。其后改称为奉先县，元代又改为房山县。金陵虽然在金元(一说明代)之际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陵上建筑几乎无存。建国后文物部门进行了发掘，发现《金景陵睿宗圣号碑》(见图一)，石质凤棺及睿宗景陵的部分雕刻极为精美，神道上有雕龙祥云石栏板、石阶等。
金代的统治者也很重视汉族文化，同样对中原文化的载籍、石刻等视为珍宝。金太宗天会五年(1127)，金军在灭亡北宋后，俘虏了徽、钦二帝、后妃、皇子、公主以及宗室贵戚三千余人，并席卷汴京宣和殿、太清楼和龙图阁的图籍、珍宝和文物而北。其中包括著名的天文仪象之器、歧阳石鼓、九经石刻、宋仁宗篆书的针灸经石刻、定武兰亭石刻等珍贵文物。这些文物除少数在途中散失外，后来都置放在燕京。如《石刻春秋残碑》、《石刻礼记残碑》，当时置燕京城南金子学中，明代记载已磨灭不完，清时记载已不复存矣。《针灸经刻石》后亦失落。建国后，在拆除明代城墙的工程时，在城墙的填充物中又发现了该石刻的部分，共计七石，今已收藏于文物部门。歧阳石鼓，即石鼓文，由于唐时发现于歧山之阳故名。其时代，学者聚讼未决，总之为先秦故物。当时金人得之汴梁，辇至京师，见其以金NB123字，知为贵物。由于后来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失落于泥土草莱之中。最终在元大德之末(1307)为大兴府学教授虞集发现，向时宰建议动员军队，以大车十乘载列于元大都国子学大成门内左右壁下各五枚。这才算将国之重宝真正保护起来。其后，石鼓除在抗战中被运往西南保管外，一直没有离开北京，现存故宫博物院。近几十年，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北京地区先后又发现了不少重要的金代石刻。如房山县石楼村出土的金《杨瀛神道碑》，丰台区出土的《吕徵墓表》，通州区出土的《李抟墓志》，平谷县出土的《巨构墓志》，西城区阜成门外出土的《董庠灭罪真言刻石》，丰台区出土的《乌古论窝论墓志》、《乌古论元忠墓志》及《鲁国大长公主墓志》与碑等。
元代与辽金相比，国土面积达到了历史上的最大，真正统一了中国，结束了南北分立的局面。元代蒙古统治者在原中都废墟的东北处建立了大都城。这些都促进了京城石刻事业的发展。新城选择在高粱河的下游，使宫苑水源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为了运送木石工料，又重凿金口闸，导卢沟水以漕西山木石。元大都对后世最大的贡献是城中街道及街坊里巷制度，胡同和四合院，至今还有多处保留原来的格局，还保存着大量的自元代以来留存下来的石雕石刻小品，如石坊额、石门礅、上马石、上轿石、滚墩石、拴马桩、石敢当、戗檐石雕、墙腿石雕刻等。
它的另一个贡献是，皇家园林的兴建。元中统三年(1162)忽必烈下令将金琼华岛加以修整，作为驻跸之所。宫城筑成后，把这里改为万岁山，组成宫苑的主体。至元二年(1265)琢成的渎山大玉海便放置在这里。《辍耕录》载：“玉有白章，随其形刻为鱼兽出没于波涛之状。其大可贮酒三十余石。”把金水河水引至山后再汲至山顶，从一个石龙口泻入方池，然后伏流出仁智殿后，从石雕昂首蟠龙口中喷涌而出，东西分流入池。
再有一个贡献就是元大都的水系与桥闸系统的建设。至元二十六年(1289)，会通河修凿后，沟通南北的大运河建成，著名的水利科学家都水监郭守敬重新主持设计了从大都到通州的运河方案。北引昌平白浮村的神山泉，汇合一亩、马眼、玉泉诸水，扩大了运河的水量。并在大都到通州之间增置闸门二十处，以时宣泄。桥闸的修建既解决了漕运用水诸问题，同时它也是石雕石刻与建筑一体的成就，现在仍能见到的白浮九龙池之九龙口石雕，万宁桥(俗称后门桥)就是当初二十四桥闸之一。条石铺路，石雕栏板，犹可见当年的遗风遗韵。传说当年拱券下悬“北平”二字石匾，今天早已不见踪影。但在本世纪初整修该桥时，发现了精美的石兽，其上有后至元四年(1344)铭刻，更加证明该桥的年代与价值。
元代的石雕技术也是远近闻名的，当时大都稍南曲阳的工匠杨琼，是著名的雕刻家。世代为石工，他的玉石雕刻，得到忽必烈的欣赏，赞为绝技。大都的营建中，有许多石雕工程，就是由他来主持完成的。大都的周桥，便是他的杰作。由城南的丽正门入城，往北便是长可七百步直通皇城棂星门的千步廊。棂星门内数十步有河东流，河上建白石桥三座，称周桥。石栏上雕刻龙凤祥云图案，石质晶莹如玉。桥体下面还有四条白玉石龙承托。据有关学者考证，故宫今仍存的断虹桥，就是当年周桥的三虹之一。
元大都的文化传播非常迅速，中原及南方的理学、道教、域外传来的喇嘛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在今存的石刻中都有所反映。如宣武区牛街清真寺、朝阳区东岳庙、昌平县居庸关、密云县番字牌、门头沟区燕家台、顺义县元圣宫、房山十字寺等都有重要遗存。体现了元代的蒙古统治者对汉文化的一种追求，以及对他种文化的宽容。但不知是何种原因，元代的墓志至今出土较少，仅有崇文区出土的《铁可墓志》、朝阳区《张弘纲墓志》、颐和园《耶律铸夫妇墓志》，及房山出土的《焦NB063墓志》等数例。其中《张弘纲墓志》为大书法家赵孟NB047所书。
有一些重要的石刻，其中保存了不少重要的史料，为研究某一领域提供了重要依据。如《王德常去思碑》、《海云和尚葬志》、《崇国寺圣旨白话碑》、《岁数碑铭》、《敕赐十字寺碑》、《元成宗加封孔子圣号圣旨碑》、元进士题名碑、《钞纸局中书户部分官题名记碑》、“致和元年石匠刘三”刻石等。
辽金元时期的石经幢、塔幢，是此期的一大特点。辽金的最多，元代次之，其中以门头沟区辽统和十年(992)幢，为最高大，高4米余，并且完整。到了元代的经幢，已将八楞演变为六楞。明清在园林中仍有少量的复仿制品，寺庙中建经幢之风已过。由于时间久远与战乱动荡，完整的经幢已不多见了。在北京的四郊寺庙遗址附近，常常见有散落田野的莲座、云墩、伞盖、立莲等，幢身是其最重要的部分，上刻经文。也有半经半记、连序带款的。另有塔幢及造像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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